我国知名研究白癜风的专家 https://m.39.net/baidianfeng/a_5941903.html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古代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国传统科技不仅自身持续发展，也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古人也不断吸收外来科技知识，促进传统科技的创新发展，进而推动了亚洲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曾指出：“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还是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宋代发明的一些器物也曾流传海外，推动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科技的发展，其中就有我们今天所要介绍的戥子秤。戥子秤，北宋初年由刘承珪（—）发明。作为精密计量器具，戥子秤个体虽小，却曾对古代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使用时间跨越宋元明清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随着古代中日贸易往来和海上丝路的繁盛，戥子秤传入日本，最终转变为江户时代（—）至明治时期（—）日本精密度量衡的重要衡器——银秤。本讲座希望通过对比戥子秤和日本银秤的发展历程，观察中日传统计量文化之间的联系，进而分析古代中国传统科技文明对亚洲近邻国家和地区的深远影响。萨日娜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史、丝路文明与中外科技交流、中外计量比较等方面研究，著有《东西方数学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发表论文多篇。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发展与戥子秤的创制中国度量衡研究的相关记载散见于历代古籍、史料之“律书”“算书”中。《汉书·律历志》曾对其之前的古代度量衡制度进行总结：“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上，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者。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关于中国传统权衡器具的设计，《尚书·虞书》曾提到“同律度量衡”，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文献记载，其中也透露了古人眼中的度量衡与律制的关系。《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壹禀于六律，六律为万事根本焉。”即认为六律是度量衡之制的根本。《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凡权衡度量之制：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升为大升，三斗为大斗，十大斗为斛。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这里出现了大升、大两的计量方式。这种权衡器具设计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权衡制度计量标准的变革。自汉至唐，重量单位命名有铢、两（24铢）、斤（16两）、钩（30斤）、石（4钩）等。唐制虽然曾把一两分作十分，称作钱，然而当时这个“分”的进位还未确定为钱的十分之一，所以其说以“六铢为一分，即二钱半也”（明方以智《通雅》）。具体到戥子秤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北宋初年。宋代在重量单位上沿用了钱这个名称，但在当时，重量的最小单位用到钱位，已经无法满足实际的需要。公元年，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发现计量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太府寺旧藏砝码重量从一钱到十斤不等，没有统一的标准，与此同时，从地方征收上来的金银、绢帛等则以毫、厘来计量，两者无法兼容，导致账目混乱不清，由此贪赃枉法、冤假错案迭起。有鉴于此，他下诏详定秤法，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承珪（后改名刘承规）受命执行。刘承珪，字大方，楚州山阳（今江苏淮安）人，宋初宦官，历经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曾参与封查府库，平定土民动乱；负责规划修建城垒、玉清理应宫等，又修改茶法，制定权衡法，编修《太宗实录》和国史《册府元龟》，掌管内藏达三十年，以做事缜密严谨著称。然而，刘承珪在制定秤法过程中遭遇了各种阻力。公元年，宋真宗赵恒即位，随即再次下令统一度量衡，刘承珪得以重组人马，进行大规模的度量衡改制。《宋书·律历志》记载：“曰权衡之用，所以平物一民、知轻重也。权有五，曰铢、两、斤、钧、石，前史言之详也。建隆元年八月，诏有司按前代旧式作新权衡，以颁天下，禁私营造。及平荆湖，即颁量、衡于其境。淳化三年三月三日，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乂，九赋是均，愿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秬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秤法，著为通规。’……寻究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秬黍为则。”从上述记载来看，当时“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度量衡混乱，上至朝廷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均受其害。此时“承珪重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二度受命的刘承珪，对宫内传承下来的旧式权衡作了仔细调查，发现症结所在。他指出：“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岁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式自钱始，则伤于重。”（《宋史》）即太府寺所保存的砝码从一钱到十斤，约有五十一种，以“钱”为最小单位，相较于外府每年收上来的必须以毫厘计算的黄金等物品来说，“钱”这个计量标准过大，导致称重时差错较大，产生各种漏洞。针对这一症结，刘承珪提出要“别制法物”，另外制定出适用于金银等贵重物品的新式杆秤。为了提高度量衡的改制效果，刘承珪研究了宋以前历代权衡法和各种衡器，结合《汉志》记录，重新校准权衡基准，终于在公元至年间，发明并制造了两种戥子秤，作为国家级的标准衡器，从杆秤的设计上体现了权衡的新法。据记载，刘承珪的这两种戥子秤，一种是“一钱半秤”，分度值为一厘，以钱、分、厘、毫为单位，采用十进制系统，其杆长1.2尺、杆重1钱、锤重6分、盘重5分、初毫起量0.5钱、初毫分量1厘、初毫末量1.5钱；另一种是“一两秤”，分度值为一累，以两、铢、累、黍为单位，属于非十进制系统，其杆长1.4尺、杆重1.5钱、锤重6钱、盘重4钱、初毫分量5钱、初毫末量24铢……两种戥子秤可以相互校量，确保了称量的准确性。小的那杆秤，初毫分量（分度值、测量精度）为一厘，相当于今天的31.25毫克，当时具有如此的称量精度，在世界衡器发展史上也是罕见的。“因度尺而求牦”“自积黍而取累”是统一重量计量单位制，确定单位量值的法制计量管理和计量科学实践活动的表现形式，是制造国家级标准器的核心。自宋代诞生之后，戥子秤在文献中多有记载。《四库全书》所录清胡煦撰《周易函书约注》中有“曾闻蒙古入市不挟星戥，但视其物价所值，酌其金银多寡，用以相易”，此处的“戥”即戥子秤。《御制数理精蕴》下编卷37中记载的一些数学问题也涉及使用戥子秤后的换算技法。戥子秤发明之后很快流入民间，成为专门用于称量贵重金银、人参、灵芝等高档药材以及进口香料等物的精密衡器。中国传统药物计量与戥子秤的应用中药的计量单位，古代有重量（铢、两、分、钱等）、度量（尺、寸、毫、厘等）及容量（升、合等）等多种计量方法，用来量取不同的药物。此外还有可与上述计量方法换算的“刀圭”“比”“撮”“权”等较粗略的计量方法。由于古今度量衡制度的变迁，后世多以重量作为称固体药物的方法。明清以降，中药计量普遍采用16进位制，如1斤等于16两。而在古代的药物计量用具中，最重要的一种衡器，就是刘承珪发明的戥子秤。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戥子秤都是中医药铺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在广东、香港等地区，戥子秤也被称为“司马秤”，客家谚语有云：“司马秤，司马砣，好老公，好老婆”，由此可见司马秤作为衡器在人们心目中的珍贵。作为一种制作精细的小型杆秤，戥子秤在中药计量中能够得到广泛应用，主要是因为其具备三个特点：其一是尺寸小巧。在古代，与称量蔬菜等日常杂货的中型杆秤以及称量盐包等大型货物的大型杆秤不同，戥子秤的秤杆长度较短，通常约为10厘米~30厘米，微型的甚至只有5厘米~6厘米长，适合称量体积较小又精密贵重的物品，而且便于商人外出进货时随身携带。其二是选材考究。戥子秤的秤盘和秤砣一般由黄铜或白铜等材质制成，秤杆选材则更加多样，有乌木、紫檀木、兽骨、银、青铜等，而以象牙材质为上品。目前在一些博物馆收藏有明代早期的戥子秤（如故宫博物院、修正博物馆等），其秤杆为象牙制，全长约30厘米，铜盘直径约5厘米～7厘米，外盒为高端红木或紫檀木。某种程度上，选材考究也代表了古人对精确计量的郑重态度。其三是工艺精细。秤盒往往刻有精美图案，形状多是琵琶、如意等，装有锁扣固定，以免戥子秤滑出掉落。有些盒内还用丝绒等作为铺衬，外盒上配有挂绳或者皮袋，设计和制作工艺十分精巧，不仅确保了精确的计量，还具备较高的观赏价值，是我国古代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古人对戥子秤的认识也很有特色。以十六两为一斤的戥子秤上，钉有十六颗秤星，古人认为这十六颗星源自先秦名贾陶朱公范蠡，在民间传说中，范蠡先是发明了杆秤，之后又选取天上的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在秤杆上做标记，秤杆上的一颗星代表天上的一颗星，以十三两为一斤，后来又增加了福、禄、寿三颗星，改为十六两一斤，其意为告诫后代生意人做生意要讲究诚信、公平，在称量货物过程中，切莫缺斤短两、投机取巧，否则就有警示接踵而至：少一两为“损德”、少二两为“伤禄”、少三两则“折福”。戥子秤发明后，虽历经朝代更迭及度量衡制标准的各种变化，但仍旧凭其精准性，沿用长达多年。我国目前所存古代戥子秤，多为明清时期的产物，大都工艺精美、衡量准确。可以说，历代制造戥子秤的工匠们，不约而同秉承着同一种意识，那就是在保证戥子秤的实用性前提下，十分
